麦 家
不是什么秘密，我和父亲曾有长达20年冷战，我将对父亲应有之爱尽量给了母亲，怨恨却像棵树一样长高长大，长出了年轮、粗皮。从一个角度讲，我长大的标志是将对父亲的怨恨从日记里亮了出来，明码在日光下、日常中。这当然令人羞耻，但恬不知耻的我不以为耻，我的脸像知更鸟的蛋一样蓝，不是红。有人说，我这是为当作家埋下了种子，因为父子冲突是文学母题。我无语，脸像映出蓝色火焰的烙铁一样红。
命运齿轮嘎嘎转，转到某种神秘约定中。1986年，受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启诱，我勤奋的笔不甘心只写日记，开始写小说，并有幸在多年后出了第一本书《紫密黑密》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）。书寄回家后，母亲给我来信说，父亲捧着我的书在村里大走了一圈。那是一个6000人的大村庄，我不知父亲要多久方能走完一圈，只知父亲之后还要走一圈又一圈——母亲说，像抱着个大孙子似的，不遗余力地广而告之，鼓吹我“造了一本书”。父亲读过半年私塾，去过杭州、上海，能看报纸。他知道书是写出来的，但他偏不说写，偏要说“造”。
这是他的创作，也是他的创造。
无疑，“造”比“写”更形象、更壮观，也更符合一个农民的语法。从那以后，我赋予自己一个私密的称谓：造书的人。这是个小小的收获，意味却是深又长：我和父亲久深的冷战大抵就是从此开始消融，如冰封的大地回春，我鼓励自己输出优秀的情感，拒绝简单粗暴，而是成熟、理性、高尚地对待过往、过错、过失。这是个不错的话题，令人愉快，但不宜在此赘述。
命运齿轮不停转，转得我晕头转向。作为一个写作者、造书的人，我经常不理解自己。有时我觉得自己天生是个造书人，因为童年是那么不幸——海明威说不幸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训练，我有童子功，心中有淤泥要疏浚，造书是我的命，也是渡我的桨；有时我又觉得自己并不配造书，因为我造一本书是那么难苦，每每都是殚精竭虑，颠来倒去推敲、修改，又不免胎死腹中，这样的惩罚像季节一样更替不止。两种感受像冤家死对头，从不悔改，不时神出鬼没，搞得我时常厌倦人世、怀疑人生。但人生怀疑也得过啊，就这样我过了青春，过了中年，过了花甲年，“造”了一堆作品，有所谓的“谍战三部曲”（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），也有《人生海海》《人间信》等这样的“故乡曲”。
毋庸讳言，现在中国传统小说处于窘迫的境况，读者不买账，小说在日益边缘化。像一对朋友，关系有些微妙，甚至有冲突。我以为，这时我们小说家尤其要拿出姿态，为小说前途思虑，不要太自以为是、自私自利，必须开阔心胸、眼界，练好金刚钻，拿出真功夫，而不是耍唬弄人的小把戏。我一直试图在做这方面努力：放下小说家故作高深的姿态，改变传统小说的腔调，从语言和故事层面寻求一种无障碍的阅读、激发好奇心的阅读。我像克制体重一样，克制小说故作高深，克制使用难字、生字、涩词，同时忌惮平铺直叙、线性叙事、流水账、无技巧。我不想装深沉。这不是一对矛盾，而是今日读者给我们下的战书。